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政府曾請蘇聯幫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幣中三種面額最大的紙鈔。當時我國政府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去請蘇聯代做？一批已向公眾開放的外交檔案，揭開了半個世紀前的這些絕密內幕。

        我國第一套人民幣自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起發行，由于這套人民幣采取多地區分散設計、制版、印刷和分地區就近發行的辦法，因此缺陷較多。主要是內容繁雜，主題思想不突出、不明確，圖案既有反映工農業生產的勞動場面，也有反映交通運輸的場景、名勝古跡等等；鈔票種類多，面額種類差別大，最小面額為1元，最大面額達50000元；單位價值較低，紙張質量較差，券別種類繁多，共有12種面額62種版別，文字說明單一，票面破損較嚴重。印刷技術各異，從石版、凸版、膠版、凹版到膠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紙張就地取材，導致印制質量參差不齊，有的鈔票相當精美，有的比較粗糙。從整體上來說，防偽性能較差。

        1952年4月初，為了健全貨幣制度，我國政府作出了改革幣制的決定，發行新人民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開展。但受當時物質和技術條件的限制，只好請“蘇聯老大哥”幫忙。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南漢宸親赴莫斯科，于4月6日與蘇聯方面談妥了代印人民幣的意向。隨后，中國人民銀行印制局賀曉初副局長和陳邦達等人留在莫斯科，與蘇方接洽具體技術問題。1953年2月初，中蘇雙方就鈔票印樣、數量、交貨時間等事項簽訂合同。

        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了中蘇雙方的商談和有關事項的簽約全過程。檔案記載：“張大使(向蘇財政部長茲維列夫)申明：系受總理委托而來”。

        張聞天大使曾對茲維列夫強調：“由于我東南邊疆，臺灣的蔣匪及美帝常以偽鈔輸入搗亂，因而防假要求更為重要。我們要求將使用于盧布上的技術用于我國新幣上……要像盧布5元、10元上的花紋那樣好”。

        最初，我國政府向蘇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額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總金額位40億元。7個月后，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電報，通知蘇方改變印制方案，提出鈔票票面“采用不超過3元和5元的票面”。茲維列夫表示，鈔票面額改小，總金額反而加大到45億，印鈔工作量將相當于原計劃的3倍。

        當時的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解釋說：“政府曾再三考慮過……現在改變的計劃勢在必行，仍望蘇方多多幫忙”。

       國內也為印制新鈔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檔案詳細記載了國內送去的物品清單，包括國徽、行長圖章和深線花紋鋼版，套花畫樣，民族大團結、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裝飾及文字鉛版、鈔票樣本、規格尺寸等等。

       一年半后，1954年4月12日，張聞天大使向蘇方提出了“新印10元券20億元，計2億張”的口頭請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內全部交齊。

       1954年10月，張聞天大使正式照會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除與蘇方再次確認新印10元券外，還解釋：“設計稿樣須重新設計，延至今年12月間始可轉交蘇方，交貨期限是否因此亦須相應順延，亦請考慮”。照會還增加了5元券的印數為“20億元，計4億張”。

       對于印制計劃的再次改動，蘇聯財政部副部長茲洛比曾回答：“困難當然有，你們有，我們也有，不過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后，蘇聯代印的人民幣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億張3元券還應中方要求提前了4個月交貨。自1953年9月底起，裝有成箱人民幣的列車一列一列從莫斯科開出，前往滿洲里。貨物品名被寫成“技術裝備”，發貨者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方為“滿洲里進口公司”。交接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進行。

       為了安全起見，交貨俱在白天進行。蘇聯方面特別提醒：“在中國境內運送時，切勿泄露蘇聯財政部或國家銀行字樣”。

       在新鈔交接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蘇聯木材公司”經理在5元券即將啟運時，向我使館誠實告白：“承印3元券時已完成所規定之任務，但因有一工廠超額印制了95萬張，因此數量巨大，故建議仍運交你方”。對于這批蘇方擅自加印的3元券，南漢宸行長很快答復同意“運交我方”。 雙方共在滿洲里交接了9批次的人民幣。

       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新中國有了第一套采用膠凹套印，版紋深、墨層厚、有較好反假防偽功能的人民幣。1955年3月1日，蘇聯印制的人民幣3元、5元券和國內印制的2元券、1元券及角、分紙鈔共10券種發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發行了10元券。后來，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1964年4月15日起限期回收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紙鈔，一個月后停止收兌和流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