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一般在做完一把紫砂壺的時候，都會留下自己的標記。存世的歷代紫砂器，見諸實物的是早期當屬明萬歷年間的紫砂名匠時大彬制中國紫砂壺。自時大彬始，至清、民國及當代，常見的紫砂壺底款表現(xiàn)方法有兩種：刀刻和印章鈐印。

明代風行刀刻款識，由于應用的刀具和刀法不同，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效果的款識：一種是等線體字，例如“玉香齋”三個字(見《龍語》)，每個字的筆劃粗細根基一致。

另一種是有書法韻味的楷書或行書體款識。例如福建省漳浦縣盤陀鄉(xiāng)出土的鼎足圓壺，壺底有“時大彬制”四個楷書字款。江蘇省無錫縣文管會收藏的三足圓壺，有“大彬”二字楷書款。這兩個款識書法韻味濃，可以想見以刀刻出波折起伏的楷書效果。

明代周高起說：“鐫壺款識，即時大彬初請能書者落墨，用竹刀畫之或以印記，后竟運刀成字，書法閑雅，在《黃庭》、《樂毅》帖間，人不能仿，賞鑒家用覺得別。”用毛筆把文字寫在胎體上，再用竹刀依毛筆的提頓轉(zhuǎn)折逐筆刻劃出。

時大彬后來熟至生巧，不再請人“落墨”，而是自己以刀為筆，由此，賦予款識個人奇特作風，以至別人無法仿效，并因而成為歷代鑒賞家鑒定時大彬作品的一個首要根據(jù)。時大彬的作法影響了他的弟子門生，所以李仲芳也自己動手，并且有時替時大彬刻款，但功力不逮，“伎倆自遜”。

明末清初，在印章款識出現(xiàn)后，仍有一部分人持續(xù)用刀刻劃署款，同時并用鈐印，如惠孟臣、陳鳴遠。

陳鳴遠是紫砂器刻劃鈐印轉(zhuǎn)換時代的代表人物，他不僅用刻劃法子署款留名，也應用印章。刻劃款首要用在紫砂器腹、底部，印章首要用于壺蓋內(nèi)、壺底等部位。印文首要內(nèi)容有“陳鳴遠制”、“陳”、“鳴遠”、“鶴遠”、“隈遠”等。陳鳴遠在刻款鈐印法子上，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既繼承了明代壺藝家顯示自傲、尋求典雅質(zhì)樸的藝術(shù)作風，又開啟了清代鈐印留名，以印代刻，詩、書、畫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以刀刻署款必須有書法根基或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難達到。刻款麻煩，速度慢，不適應商品生產(chǎn)的請求，因此它逐漸讓位于印鑒。

印模是藝人們遵守既定文字與圖案預先刻制的模具，以代替竹刀在紫砂器胎體上留下印鑒。印章可以不斷地重復應用，適應了批量生產(chǎn)的需要，也避免了同一個藝人在不同環(huán)境下受各種因素影響，使刻劃的款識產(chǎn)生異變，給后人鑒賞帶來不盡的困擾。印章有兩種：一是圖案印章，一是文字章；還有圖文相聯(lián)合的印章。

印章款識的外型是多姿多彩的，有正方形、長方形、異形或稱肖形等。

圓形章：許晉侯制水仙花壺，壺底鈐有“許晉侯制”四字圓形章。

橢圓形章：余劍霞制井欄壺，“余”字是橢圓形章。黃玉麟制大提梁壺，壺蓋內(nèi)鈐“玉麟”橢圓形章。

正方形章：徐飛龍制漢方壺，壺底鈐“荊溪徐飛龍制”六字正方形印。

長方形章：清代末期仿時大彬壺，壺底鈐“時大彬制”四字無邊框楷書印。惠孟臣制壺有鈐長方形印的，如“一杯中山小·孟臣”，即是朱坭程度壺之壺底印，為長方形。

單邊框：如“宜興紫砂”、“荊溪楊記”等印為單邊框。

雙龍戲珠框：雙龍造型為清代龍，印文為“豫豐”。

回云紋框：如印文為“荊溪紫砂”。

肖形印：如清末制作的銅提梁壺，蓋為嵌蓋的，蓋上鈐有葫蘆形印章，印文“豫豐”。

這幾種印形中以正方形印較常見，各種身份的人都用，明、清、民國、當代也常見用正方形印者。較少見的是肖形印，橢圓形多用在蓋內(nèi)或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