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錢幣】
一、基本信息
西夏錢幣
目前面文為西夏文的錢幣已經發現有五種，分別是“福圣寶錢”，“大安寶錢”，“貞觀寶錢”，“乾祐寶錢”，以及“天慶寶錢”。這五種錢幣正面為西夏文，背面為光背，形制都為小平銅錢，非常少見，屬于珍稀的古錢幣。漢字體的西夏錢幣按照年號分目前已經發現有八種，這些錢幣的書體均為楷書。分別為“大安”、“大德”、“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以及“光定”。在這些錢幣中除了“元德重寶”為折二錢外，其余都是小平錢。西夏錢幣的鑄造大都比較精美，而且書法俊逸、流暢。
二、簡介
西夏是西北黨項族建立的政權。黨項族首領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稱帝，建都興慶府，后改中興府（今寧夏銀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寧夏全部、內蒙古西部、陜西北部、甘肅大部、青海東北和新疆部分地區。歷10帝、189年。西夏行使的錢幣主要以銅錢為主，兼用鐵錢，少量使用白銀。自鑄錢少，多用宋錢。邊遠地區始終以物物交換為主。
李元昊即帝位后，為記錄發揚本民族文化，創制了“西夏文”，史籍稱之為蕃書，在西夏國內廣為使用。蒙古滅西夏后，當地仍舊使用，時稱“河西字”，明代末年衰落成死文字。19世紀初，學者張澍發現蕃漢文合璧的《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西夏文得以初步釋讀。1914年羅振玉父子又在《西夏國書略說》中釋讀了福圣、乾祐、天慶、大安寶錢。1937年，趙權之考證了貞觀寶錢。近年，錢幣學界對西夏古錢的深入研究也頗有進展。
西夏毅宗嵬名諒祚福圣承道年間（公元1053—1056年）鑄行西夏文錢幣福圣寶錢（圖一），直徑2．4厘米，重4．1克。惠宗大安年間（公元1075～1085年）鑄行西夏文大安寶錢（圖二）和漢文隸書大安通寶（圖三），直徑2．45厘米，重4．04克。崇宗貞觀年間（公元1101～1113年）鑄行西夏文貞觀寶錢（圖四），直徑2．6厘米，重5．3克。元德年間（公元1119～1127年）鑄行元德通寶真、隸書小平錢（圖五、圖六）和元德重寶真書折二錢（圖七），直徑2．91厘米，重6．3克。
西夏古據中外陸上絲綢之路主道河西走廊，商貿在其社會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故非常重視與宋、遼、金諸國和西方的貿易。《天盛舊致新定律令》規定優待西方商人。在仁宗天盛十年（公元1158年）設立通濟監，鑄行天盛元寶錢，有銅、鐵兩種幣材。乾祐年間（公元1170～1193年）鑄行西夏文乾祐寶錢（圖八），直徑2．41厘米，重3．9克；漢文真、行書乾?元寶小平銅錢（圖九）和鐵錢。桓宗天慶年間（公元1194～1206年），鑄行西夏文天慶寶錢（圖十），直徑2．34厘米，重3．8克。另鑄行漢文真書天慶元寶錢。襄宗皇建元年（公元1210年）鑄行漢文皇建元寶錢（圖十一），神宗光定年間（公元1211～1223年）鑄行光定元寶真、篆書小平銅錢（圖十二）。真書較多，篆書少見。
三、特點意義
西夏錢幣，是我國古代貨幣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它以鑄制工藝精良、西夏文形式獨特、史籍不載和傳世數量稀少而稱著于世。研究西夏錢幣，是新興的西夏學科的重要內容，也對發展我國錢幣學、豐富我國貨幣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西夏王朝
西夏王朝，是我國古代黨項族于公元1038—1127年，在我國西北部建立的以本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全盛時期的疆域，占有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部、陜西省北部、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和甘肅省大部，幅員方約二萬余里。都城興慶府，即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自稱“大夏”、“大白上國”、“白上大夏國”。因其位置在宋、遼、金以西，歷史上稱其為西夏。
建立西夏王朝的黨項族，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羌族的一支，因此也稱黨項羌。黨項族原來散居于青海省西南和四川省松潘以西廣闊地帶，以姓氏為部落，大者萬余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過著逐水草、無定居的游牧生活。后受吐番侵撓,請求歸附中原王朝，從隋文帝開皇六年(公元586年)以后，被陸續遷移到甘肅省以東和陜西省北部地區。內遷后的黨項人，在漢族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的影響下，憑借優越的自然條件和中原王朝的特殊照顧，人口和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唐朝末年，黃巢率眾起義，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受唐王朝之命，參與鎮壓，因作戰有功，被賜李姓，封夏國公，定南節度使，領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唐王朝滅亡后的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大亂，群雄逐鹿，黨項拓跋部也乘機擴充地盤，設官置吏，征收稅賦，成為雄居西北一個擁有較強武裝力量的政治集團。大宋王朝建立后，無力對其用兵，采取了賜趙姓、封官爵、給歲賜的安撫辦法。黨項拓跋部名義上臣屬于宋，而實為割據一方的霸主，正如史冊所載：“雖未稱王，而自其王久矣。”
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黨項首領德明去世，其子李元昊繼承父位，開始了建國之舉：廢除大宋年號，建西夏年號顯道行于國中；去掉唐賜李姓、宋賜趙姓，改皇室姓氏拓跋氏為嵬名氏；命大臣野利仁榮參照漢字，編制成筆劃復雜的西夏文，在領地推廣使用。公元1038年，嵬名元昊筑壇受冊，即位皇帝。從此，西夏先期和北宋、遼，后期和南宋、金鼎足對峙了189年。西夏相傳十帝，社會相對安定，經濟發展，并形成了極具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即西夏文化。
西夏末年，新興的蒙古族以強大的蒙古鐵騎多次進攻西夏，占城奪地，燒殺搶掠。《嘉靖寧夏新志.拓跋夏考證》記述了蒙古滅夏的情景：“蒙古軍攻占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在戰爭殘酷的刀光劍影中，西夏生命財產飽受涂炭，典籍文物損失殆盡。后元人建史，獨不著西夏史，戰后的西夏遺存，又再度湮沒。
-2-最后，連經歷了數百年淪桑、建立并存在了近兩個世紀的西夏王朝、創造了獨具特色的西夏文化的黨項民族，在其建立的國家政權滅亡的同時，也從歷史的長河中永遠消失了。西夏歷史在我國浩瀚的史籍中數百年間成了一片空白。直到清乾、嘉慶民國年間，一些學者才搜遺輯逸，又從史料中整理出西夏史料，撰編數種西夏專史，才使人們對西夏歷史有了概略的了解。
西夏王朝在歷史上存在了近兩個世紀，社會上流通的貨幣，主要是北宋和以前朝代遺留下來的錢幣。做為政權國家的象征和社會的實際需要，西夏王朝也鑄造了本王朝的錢幣，但數量較少。從近200年來已發表的資料表明和出土的西夏錢幣統計，已發現西夏鑄幣總數約有二十多萬枚，其中銅錢近二萬枚，鐵錢十八、九萬枚。計有十五個種類，一百多個大的版別。這些錢幣，除鐵錢出土時就銹蝕嚴重和沒有引起重視損失較多外，部分由國家和地方博物館、文化館收藏，還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在錢幣收藏家和錢幣愛好者的收藏篋中。
五、發現歷程
西夏錢幣，人們從發現到認識，經歷了700多年的漫長歲月。在錢幣專著中，最早著錄西夏錢幣的是南宋人洪遵的《泉志》。該書卷十一記錄了一品西夏官方鑄造的一枚西夏文錢幣，洪稱：“右梵字錢，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赤純，文不可辯，大抵類屋馱、吐番錢。”從文中可以看出，洪遵雖然發現了這枚西夏文錢，但他并不認識西夏文，也就沒有將其列入西夏王朝鑄幣，只是忠實的將其列為不認識的少數民族鑄造的錢幣而計入《泉志》一書的。經后人考證，《泉志》記錄的這枚梵字錢，是西夏鑄造的西夏文錢。《泉志》對是第一本發現并記錄了西夏鑄幣的著作。元、明兩代300多年間，錢幣學研究沒有多大進展，流傳下來的錢幣著作，有胡我琨的《錢通》和李世雄的《錢神志》。這兩種著述，或是沿襲洪遵的《泉志》，或是記述十分簡略，均未涉及西夏錢幣。
在洪遵的《泉志》成書600多年后，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詩正等人奉敕編著的《欽定錢錄》，錄歷代古錢500余種，沿襲《泉志》錄西夏文錢一品，仍稱作“梵字錢”，錄西夏漢文錢“天盛元寶”錢一品。盡管史冊對西夏鑄造天盛錢已有記載，但在錢幣專著中，明確定為西夏鑄幣，仍是西夏錢幣研究史上具有了突破性的意義。
清代乾嘉年間，興起了研究考據之風，金石文物的研究收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潮。嘉慶9年（公元1804年），甘肅學者張澍在涼州（即今甘肅省武威市）發現了一座西夏石碑，石碑的兩面均鐫刻文字，一面是漢文，一面是西夏文，把碑上的漢文和西夏文相對照，文義是相同的。西夏王朝行用的西夏文，在西夏滅亡后，到明代時已成為無人認識的死文字。張澍的這一發現，使西夏文又“始見天壤”。就在張澍發現西夏碑的第二年，金石學家劉青園也在涼州發現了西夏窖藏古錢：“涼州土人掘地，得古錢數甕，其中開元最多，北宋、遼錢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亦復不少。而此種梵字錢，亦有數品，余共揀得千余枚”。劉青園將梵字錢上的錢文和張澍發現的西夏碑上的碑文相對照，才明白了梵字錢上的“梵字”，就是西夏文。他斷定了南宋洪遵在編著《泉志》時，也不認識這種文字，因此說“數百年后，破此疑竇，亦快事也”。公元1809年，初尚齡的《吉金所見錄》記述了劉青園的這次重大發現，并將劉發現的西夏諸錢，逐一著錄。對西夏文錢，雖然知道了是西夏王朝鑄造的西夏文錢，但具體讀音和文意是什么，仍然不知，只好在以前“梵字錢”上，加了西夏二字，成為“西夏梵字錢”。使經歷了六百多年無主的“梵字錢”，終于找到了鑄主”，它的鑄主就是西夏王朝。劉青園的發現和初尚齡的記述，是西夏錢幣研究史上取得重大成果的里程碑。此后的一些重要錢幣著作，如《錢志新編》、《古今錢略》、《古錢匯》、《言錢別錄》、《泉史》等，西夏錢幣部分，都沿襲了《吉金所見錄》的著述。
隨著國內對研究西夏歷史的重視和對西夏文研究的深入開展，我國學者羅振玉、羅福萇父子首釋讀了西夏文，1914年羅福萇著的《西夏國書略說》，分別附載了西夏文錢四品，漢文直譯是：福圣寶錢、大安寶錢、乾祐寶錢、天慶寶錢。并聲稱“此為以前古泉學家所未知，茲悉撫印四泉于冊，以告世之治古朱學者”。至此，“西夏梵字錢”才有了具體名稱，人們也能順利的辯識西夏文錢了。羅福萇的《西夏國書略說》，把西夏錢幣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為研究西夏錢幣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錢幣學家趙權之發現并釋譯出了西夏文貞觀寶錢，1940年撰文在《泉幣》第三期作了介紹。張叔訓在《泉幣》創刊號介紹其藏品西夏鑄造的漢文錢大德通寶一品，五蔭嘉介紹天盛元寶背西鐵錢一品，程伯遜在同刊第23期介紹天盛元寶背西銅母一品。西夏鑄造的錢幣，漢文錢達到了8個品種，西夏文錢達到了5個品種，這13個品種，均是西夏年號。
新中國成立后，西夏窖藏錢幣不斷的發現和出土，1981年內蒙古自治區林西縣三道營子出土了一批西夏窖藏錢幣，發現一枚大安通寶，經內蒙古自治區吳忠信考證，為西夏惠宗大安年間鑄造的漢文錢。1984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山滾鐘口西夏窖藏錢幣，發現了一枚篆書光定元寶，雖然和楷書光定元寶屬同一品種，但篆書錢文在西夏鑄造的錢幣中，僅此一種，也確實是一個大版式。1999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錢幣愛好者易凱峰在本區靈武市磁窯堡收到一批錢幣，從中發現一枚折二型西夏文正德寶錢，2005年10月在央視鑒寶節目亮相。現在，經對200多年來出土的西夏王朝鑄造的錢幣搜集整理，已有二十多萬枚，認同的有11個年號錢十五個種類，一百多個大的版別以及一些待考證的品種。
西夏王朝相傳十帝，使用了32個年號，在歷史上歷時190年。希望在今后的考古和出土的錢幣中，能再發現新的品種和版式，使西夏錢幣的種類和版別不斷的增加，不斷的豐富。
六、錢幣反映
錢幣是社會的產物，它攜有大量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信息。“以錢證史，以錢補史”，就是通過錢幣來了解歷史。那么，通過西夏錢幣的研究，我們了解了西夏王朝那些歷史呢？
西夏社會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錢幣，是當時歷史的產物。在西夏境內，近二百年間考古和出土的西夏窖藏錢幣，西夏王朝鑄幣很少，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北宋鑄幣最多，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有的窖藏還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其它王朝鑄幣（漢、唐、五代諸國、金、遼及南宋等）占百分之十二、三。從出土的錢幣可以看出，西夏王朝建國前后直到被蒙古族滅亡的二百多年間，西夏社會上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錢幣。對于上述奇特現象，有的歷史學家認為，西夏鑄幣少的原因，是西夏缺少銅材，是西夏和宋關系友好的證明。歷史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
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雖然由大宋王朝結束了，但在興起的西夏王朝面前，大宋王朝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和大統一的堅定信心。因此，在統一過程中遭到軍事失利后，便以屈辱的議和保持茍安生存，停止統一大業。如宋、遼公元1004年的“澶淵之盟”，宋歲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公元1044年宋、夏的議和，宋歲賜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如果僅把銀以每兩折合成一百個小平錢計算，宋每年送給遼和西夏的錢幣近70噸，折小平錢約一千七百多萬枚（注：根據遼、西夏和金出土的大批宋代銅錢而獨不見宋代銀錠，可能是把銀換算成銅錢，以銅錢結算的）北宋王朝就是在這種局面下，年復一年的茍安生存直到滅亡，而西夏、遼、金以及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也是在這種局面下誕生和存在的，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現象。
西夏王朝在北宋滅亡前，靠宋王朝歲賜、以武力擄掠和通過榷埸貿易所得的錢幣，已滿足了社會錢幣流通的需要，所以不需要再費工費材大量鑄造錢幣了，只是鑄造少量的錢幣做為王朝的象征，做為賞賜臣僚、祭祀和對周國禮送之用。而在北宋滅亡后，沒有了北宋王朝的歲賜，臣金后所得錢幣又極少（西夏窖藏錢幣有金錢正隆元寶、大定通寶，但數量不多），社會上流通的錢幣出現了不足，為了滿足社會流通錢幣需要，西夏才于天盛十年設通濟監鑄錢。因此現在出土的西夏錢中，天盛錢是最多的一種。皇建年號在西夏僅行用了一年，光定年間又受蒙古多次大規模的進攻，但皇建年間鑄造的皇建元寶和光定年間鑄造的光定元寶，是西夏錢幣中僅少于天盛元寶而數量較多的兩種。說西夏鑄錢少是缺少銅材，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西夏社會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錢幣，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能以此來證明宋夏關系就是友好的。
西夏鑄幣仿唐、宋錢制，同時也融進了獨特的本民族文化。我國唐代和宋代金屬錢幣，具有極高的科學性和極大的實用性，一直影響了我國金屬貨幣近兩千年。西夏社會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錢幣，為了統一和方便，西夏鑄幣必然也要仿照唐宋錢制。如形制園形方孔，幣值小平、折二、折三，材質銅、鐵并劃分鐵錢流通區域，錢文采用帝王年號和元寶、通寶、重寶等，都是仿照了唐宋錢制。同時，西夏在鑄造錢幣時，也融進了獨特的本民族文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在錢幣上鑄入本民族文字，使西夏文通過錢幣，在國內得到傳播推廣和應用。也為我國錢幣史上創造了獨具特色的西夏文錢幣。西夏錢幣鑄制精美，是西夏經濟技術較高的反映
西夏鑄造的錢幣，總的說銅質精良，鑄工高超，邊廓堅挺，形制規整，字體端莊秀麗，書法高雅優美。在我國歷代數千種錢幣中，也應算是上品了。它充分反映了西夏社會經濟文化較高，制造業技術比較先進。
史冊記載西夏鑄錢，《宋史·夏國傳》載：南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西夏天盛十年）始立通濟監鑄錢”。天盛十年距西夏建國已有120年，如按史冊所載，西夏在天盛十年前的120年間，是沒有鑄錢的。但出土的實物證明，西夏在天盛十年前就鑄造了六種年號錢，有八個種類，近三十個大的版式，但鑄造的數量很少。正是因為鑄量少，所以就沒有必要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而到了西夏天盛十年，北宋滅亡已十多年了，缺少了北宋十多年每年七萬多兩的歲賜，加上西夏經濟的發展，社會上流通錢幣出現了不足，影晌了經濟運轉。為了解決流通錢幣不足的問題，西夏才批量鑄錢，因為鑄錢量大，就需要有專門的管理機構，這才設立了專管鑄錢的部門通濟監。宋史的記載和西夏鑄錢的事實，并不矛盾，而是真實歷史的反映。
西夏錢幣研究工作方興未艾，還有許多新的課題需要探索，如西夏有無紙幣，有無金、銀的制造和使用，已認定的錢幣中有無偽品，侍考證的品種中那些還是真品，西夏錢幣與西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枝術方面的聯系等，還有待人們加強研究，積極探索。
七、種類版別
傳世和出土的西夏錢幣，到目前為止，形制上分有小平、折二、折三三種，材質上分有銅質和鐵質，文字上分有漢文和西夏文。共有15個種類，100多個大的版別。這15個品種是：毅宗嵬名諒祚福圣承道年間（公元1053—1056年）鑄造的西夏文錢“福圣寶錢”，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間（公元1075—1085年）鑄造的西夏文錢“大安寶錢”和漢文錢“大安通寶”，崇宗嵬名乾順貞觀年間（公元1101—1114年）鑄造的西夏文錢“貞觀寶錢”，元德年間（公元1119—1126年）鑄造的漢文錢“元德通寶”和“元德重寶”，正德年間(1127—1134年)鑄造的西夏文錢“正德寶錢”，大德年間（公元1135—1139年）鑄造的漢文錢“大德通寶”，仁宗嵬名仁孝天盛年間（公元1149—1170年）鑄造的漢文錢“天盛元寶”，有銅鐵兩種。乾祐年間（公元1171—1193年）鑄造的西夏文“乾祐寶錢”和漢文錢“乾祐元寶”，漢文乾祐元寶有銅鐵兩種。桓宗嵬名純祐天慶年間（公元1194—1206年）鑄造的西夏文錢“天慶寶錢”和漢文錢“天慶元寶”，襄宗嵬名安全皇建年間（公元1210年）鑄造的漢文錢“皇建元寶”，神宗嵬名遵頊光定年間鑄造的漢文錢“光定元寶”。現以時間先后為序，將15個品種的100多個大的版別分別預以敘述，并附拓片、圖片、版別說明。
（一）福圣寶錢
西夏文，漢文譯為福圣寶錢。西夏毅宗李諒祚福圣承道年間（公元1053—1056年）鑄造的西夏文小平錢。羅福萇的《西夏國書略說》最早著錄此錢，并附拓本，后歷家著述，均予收錄。1985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鹽池縣萌城鄉出土的西夏窖藏錢幣中，發現兩枚，1987年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出土的窖藏錢幣，發現7枚，以后時有出土發現。
西夏毅宗嵬名諒祚是西夏第二位皇帝，在位21年，使用了5個年號,福圣是第三個年號，時諒祚年僅9歲。諒祚剛滿周歲時，是在其父嵬名元昊被刺殺后繼皇帝位的，大權由其母沒藏氏兄妹掌握。
福圣寶錢是西夏的早期鑄幣，雖然制作粗疏，但形制工整。有細字、粗字、厚版和薄版等區別，發現的總數在百枚以內,是西夏文錢幣中較少的一種。
（二）大安寶錢
西夏文，西夏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間（公元1075—1085年）鑄造的西夏文錢，面文旋讀，小平錢，漢文直譯為“大安寶錢”。南宋人洪遵的《泉志》中所錄的一品西夏錢，后人作的圖雖然筆畫不對，但是大安寶錢。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初尚齡的《吉金所見錄》收錄的西夏文錢也是大安寶錢，初雖知錢文是西夏文，但還不知具體是什么字，只好稱為“西夏梵字錢”。1914年羅萇福的《西夏國書略說》,始正式定名為大安寶錢。
大安寶錢在西夏文錢中，數量和版別都是較多的一種。傳世和出土的數量約在三百枚左右，尤以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出土較多。形制有小樣、大樣，文字有大字、小字、行楷、行草，背文有星文、月文等版別。西安文管處保存的一枚折二型，但有的專家鑒定后認為是偽品。
八、版別圖片介紹
西夏乾祐寶錢
西夏文貞觀寶錢（背俯月）
西夏西夏文“福圣寶錢”
西夏文·天慶寶錢
